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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落地大“比拼”,政府“搭好台”离不开企业“唱好戏”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75    更新时间:2020/6/28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作为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的新基建由此成为各界关注焦点,5月以来宁波、上海、福州、北京、重庆等城市相继出台地方版新基建三年行动计划,广州已发布相关征求意见稿,昆明、三亚、成都则出台了新基建方面的实施方案或专项规划。

  针对上述地方政府的各种动作,多位业内人士对中国建设报记者表示,发展新基建不仅有利于当前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也将为我国数字化转型打下良好基础。各地的政策在新基建基本内涵等方面基本一致,在具体应用上又具有一定地方特色。同时,业内人士建议,发展新基建不能“一窝蜂”,要根据地方实际、循序渐进,同时要做好引导,打造开放、公平、包容的新基建投融资体制机制以吸引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

  地方版新基建行动方案密集出台

  今年年初,不少地方出台了今年重大建设项目任务清单,里面已经包含了一些新基建项目;全国两会前后,多地又密集出台行动方案。其中,上海市方案明确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基建”四大重点领域——以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网络”建设、以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新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等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平台”建设、以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终端”建设。广州市征求意见稿则提出要重点聚焦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等4大领域,并明确了38项重点工作。北京市方案则重点围绕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和可信安全基础设施6大方向,同时提出了30项重点任务。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唐川接受中国建设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地方政府以消费和有效投资带动各行业均衡发展、全面升级已成必然选择,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都面临向高水准服务模式转型的整体诉求。“在此过程中,新基建是促成服务转型乃至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要素,各地抢先在新基建上发力,有助于形成地方的发展优势。”

  “多地大力发展新基建主要有两大背景,一是当前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发展新基建可以拉动投资、带动消费;二是发展新基建不仅功在当代,更多是面向未来,可以为我国将来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基础。”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助理教授王鹏对中国建设报记者表示。

  比较分析不同地区新基建方案后,王鹏认为,各地方案在新基建基本技术、内涵和应用等方面内容基本一致,但对于具体技术和应用领域有着各自特色,体现了地方政策的灵活性。“北京方案注重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还重点提到新基建要跟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相融合;上海方案注重与地方特色产业相融合,另外突出‘城市大脑’的建设,助力未来城市精细化管理。此外,很多地方方案都给出了应用场景,比如新基建如何与交通、社区管理等具体业务相结合。”

  切忌盲目“抢跑”新基建

  对于近段时间多地相继出台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以争夺新基建赛道,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石建勋接受中国建设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地方政府对这个领域的重视。“但各地发展新基建时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不能‘一窝蜂’,互相攀比投资规模,盲目上项目,造成一些不必要或不成熟的投资;二要循序渐进,根据地方政府的财力量力而行;三要和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相结合,每个城市对新基建的需求和应用并不都相同;四要立足本土,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新基建需要一些不被外国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作支撑。”

  唐川则认为,各地大力发展新基建过程中不能只建设“看得见”的部分而忽视“看不见”的部分。“新基建不单是硬件基础设施,整个体系的顺利运作还需相应管理系统的升级、网络安全系统的强化以及体系内智能硬件设备、机器人设备的优化,这些模块的完善是新基建整体建设的重点。”

  多地同时发力新基建还可能带来投资、建设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以当前备受关注的数据中心建设为例,中国IDC圈市场顾问郁向飞向中国建设报记者分析表示,虽然从未来5~10年来看,随着5G市场大范围应用,数据中心用户会有很大增长,但短期内其市场规模还是有限。当前不少钢铁、房地产、电力企业将投资数据中心作为下一个风口,短期内确实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但也需要及时关注市场的饱和程度。

  需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

  针对包括新基建在内的“两新一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新基建不仅市场广阔且投资规模也很大,因此发展新基建不是政府唱“独角戏”,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共同参与。

  从地方政策来看,北京提出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发挥社会投资主体作用;上海提出“政企协同”原则,通过贴息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庆则提出在城市智能中枢、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领域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探索新基建的盈利模式。

  “政府投资仅仅起到带动作用,新基建主要靠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总的来说应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民间参与。”石建勋认为,政府可以设置一些引导基金、配套基金或天使投资,但大规模的投资主要还得靠社会资本。因此,政府需要降低投资门槛,打造开放、公平、包容的新基建投融资体制机制。

  不同于传统基建,新基建的软件系统、硬件设备需要更高频次的迭代。唐川认为,出台相应金融扶持措施,解决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后顾之忧利于新基建项目的长远、健康发展。在具体方法上,除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地方产业基金对参与新基建的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资金配套外,还可以在专项债、ABS(资产证券化)、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工具的使用中给予一定政策倾斜。

  在王鹏看来,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的形式很多,比如投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定领域特许经营权,另外运营、运维方面也可让社会资本参与。“要想促进新基建项目持续健康发展,长期来看,可以设立专门针对某一类、某一地区或某一大型项目的产业基金。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资质问题,有些新基建项目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隐私,这就需要制定完善相关的规则或制度;二是金融风险问题,新基建项目可能存在周期长、投资大等特征,所以也需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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